著名历史学家，武冈人周清澍先生访谈录 淡泊名利的治学道路 著名历史学家周清澍先生访谈录 ●周清澍 ▉曹金成 编者按：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6期。曹金成，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蒙元史、北方民族史。 周清澍，1931年12月生，湖南武冈人。195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亚洲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同年分配到内蒙古大学。研究方向为蒙古史，尤其擅长元史。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8年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5年12月，荣获第四届“中国蒙古学奖”。曾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元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 著有《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学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参与点校《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自编《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大学学报丛刊，1983年）。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参编《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周先生，您好。您最初是研究印度史的，来到内大后转到蒙元史方向，您在文章中回忆说，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对西藏和西南少数民族发生兴趣，因此“选修了东语系的《西南少数民族礼俗研究》”。那么此时，您是否也对北方民族尤其是蒙元史有特殊的关照呢？
北大求学时的周清澍先生 ●：我从事蒙元史专业与大多学者不同，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而是改行从头学起。大学时代元明清一段的基础课，恰逢思想改造运动停课，授课时间由一学期缩短为五一节后的两个月，元代内容不足八小时。三四年级我奉调专学俄文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生的专业是以印度为中心的亚洲史。1957年毕业后调往内蒙古大学，直至1959年初我从农村劳动归来，学校派我向领导北方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翁独健先生学习，翁先生认为，在参加社会历史调查的青年人中，我的学历最高，让我分写《蒙古族简史》的一章，从此，我在赶鸭子上架的窘况下接受了新任务。 的确，入大学后，我不知因何滋生奇怪的浪漫念头，很想亲临西南地区，领略那里的秀丽风光，了解当地各民族的奇风异俗。我选修了一年马学良先生《西南少数民族礼俗研究》，津津有味地读曾昭抡、林耀华、杨成志等穿越大凉山的惊险调查报告。同时也读了几十本关于西藏的书，草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文稿。但我从没关注过北方民族史，直到1956年冬，听了翁独健先生参加中蒙苏三国合编蒙古史会议的报告，又看到邵循正先生参加会议的报导，蒙古史才开始引起我的注意。1957年秋，我已被调往内蒙古大学，但仍留在北大进修，认为在内蒙，应了解一点蒙古史知识，因此我旁听了邵循正先生的马可波罗研究和余元盦先生的蒙古史等课程。 ▉：众所周知，您对《元史》的点校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编有《元人文集版本目录》一书，惠及学界。关于《元史》的点校您曾撰文做过详细介绍，请您谈一谈《元人文集版本目录》的编写情况。
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封面 ●：《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并非我有计划编写的学术成果，而是我为了采购图书方便的副产品。 从奉调到内蒙古大学之日起，我同时接受采购图书的任务。不仅熟悉了北京各种新旧书店，经眼有关中外文图书、期刊等，还专程到上海、苏州、南京、济南等地采购。我每周有两天从北大入城买书，遍览西单、琉璃厂、前门、王府井、隆福寺各书店，回校时已筋疲力尽。在书海茫茫中，深感知识欠缺，最令人头痛的是线装古籍，如何选购，更不知所从。读了《四库全书总目》后，才知古籍有经、史、子、集四大部，史部有多种体裁。在书店所见古书，欲知内容，查阅此书提要就能回答。同一书有不同版本，为避免购置重复，如何选择较优较全的版本，学会了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许多古籍没有单行本，而是收在丛书中；某些丛书乃分集多次发行，买了前集，再想配后续各集，必须连前集一起买，造成浪费。《中国丛书综录》出版，也解决了我这类困惑。后来为了搜罗书店已难买到的书，我又通过书目，了解各大图书馆的馆藏。 四处奔波买书不止辛苦，而且在当时工资甚低的情况下，在外就餐和交通费用也是负担。但出外采购常有意外收获。如我购得的元末明初人姚琏的乾隆刻本《云山一懒翁集》，是不见于任何馆藏的唯一孤本。外文书当时只能买俄文书，我却买到苏联科学院在华展览的样本拉施特《史集》第一卷，因而使我国首部中译本在内蒙古大学产生。逛书市的乐趣使我不再感觉是辛苦的负担，反而乐此不疲。 经过长时间的采购，逐渐积累了目录学的知识，知道哪些书是与专业有关的史料并如何搜罗。如收购地方志，我随身带一本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按目寻书，在购书过程中也学会了从地方志中扩大史料的视野。 元朝官私修撰的史部书不多，我注意到陈援庵先生在元史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得力于广泛运用元人文集，因此我开始重点搜罗文集，但没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之类工具书可利用，为此我自编《元人文集版本目录》，为采购和复制元人文集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使自己熟悉和运用文集中的史料。 文革后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和《大百科全书》，常在南京大学集体编审，我随身携带《元人文集版本目录》稿供大家参考，韩儒林先生和南大的朋友认为此稿有用，邱树森先生向我提出由南大学报专刊的名义出版。无意中，我平日积累的这些笔记成为流传的出版物。 ▉：您曾参加编写过几部著作，如《蒙古族简史》、《中国通史》第六册和第七册等，您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等书的副主编。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编写这些书时的情况和宝贵经验。 ●：我1959至1960年参加编写《内蒙古简史》，1965年蒙古史研究室发起编写《内蒙古史纲》。文革中1972年起参加中华书局的《元史》点校，1973年秋至1983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国通史》中西夏、金、元史部分的编写。1980至1985年，同时担任《大百科全书》中《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分册副主编并撰写辞条。1991年，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参加集体编书长达近三十年。同我合作的朋友中，如年龄与我相近的周良霄和陈得芝，虽比我晚毕业二年，但他们毕业后分别担任邵循正先生的助教和韩儒林先生的研究生，得到二位名师的亲传，受过系统的正规训练，白手起家的我，远不能同他们相比。好在我一贯对待集体任务态度认真，看成是相互学习、增益自己学术素养缺乏的机会。在编书过程中，陆续涉足元、明、清各代蒙古史，承担编写通史中西夏、金、元史部分任务；撰写辞书中有关部族、典籍、人物等条目。在这些集体任务中，虽不能称如何胜任，但对自己来说，却逐渐积累了西夏、金、元史和古代蒙古史较全面的知识。
1983年编审大百科全书 ▉：您对元代的藏文文献《红册》和清代蒙文史籍《蒙古源流》等也有深入探讨，像《成吉思汗生年考》等大作尤其离不开对域外史料的利用。对于汉族学者来说，研究民族文献与相关题目，在史料考证和审音堪同上具有诸多困难，您在当时是如何克服的？
《红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所出藏文版封面
●：从事元史或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掌握各民族文字的史料，也必须吸收国外的优秀研究成果（包括各民族文字史著的译本）。引起我思想上重视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系领导指定我专攻外国史，让我免修专业课专攻俄文，迫使我专心学习外文。其次是师长的教导和督促。学亚洲史，教研室主任周一良先生就曾突击测试过我的俄文。他指定我随季羡林先生学印度史，季先生一见面不问专业学习，只问我懂几种外语，程度如何？专业学蒙古史后，在与翁独健、邵循正、韩儒林诸先生的接触中，耳提面命无不是强调要学好外语和各民族语言，向我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偏偏我不是学外语的材料，中学的英语没学好，俄文虽经学校大力培养，成绩也不佳。后来也试图学日语和蒙、藏语，更是连门也没进就放弃了。 尽管我的外语水平非常可怜，但我仍坚持读某些必读的史著和论文。如编写《蒙古族简史》蒙古兴起部分，我读了当时还没中译本的拉施特《史集》和《蒙古社会制度史》，为了引用的方便可靠，我甚至将两书重点译出来。我写《中国通史》元代民族史，西北民族主要借助巴托尔德的《七河史》和《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藏族部分则从文物出版社借阅其特藏意大利人杜齐的《西藏画卷》，并抄出所需内容。又从日译本《红册》吸取新发现的史料。 《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是我利用外文较多的论文。由于这里各民族现处俄罗斯境内，俄文有关考古和调查的论著甚多，科学院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解决了我不少难题。此外我还参考了伯希和、韩百诗的研究成果。从冯承钧的译文中，我认识到伯希和的论文对各种文字史料的理解非常重要，因此我设法遍读他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圣武亲征录注》和《马可波罗注》，法文看不懂，我带着问题据索引查，查到似与我的问题有关，就请懂法文的朋友解释。 经常留意国外的学术讯息也很重要，我在无意浏览中曾发现几件重要的新史料。如编写西夏史时，我发现俄文刊物中公布了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的一章，我请黄振华先生译出并写进了《中国通史》。我从《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找到巴科的论文，得知伯希和获得的敦煌藏文文书中有一篇《八世纪五个回鹘人出使亚洲高原北部记》。在科学院图书馆，从蒙古的一本小册子中发现蒙汉文碑《释迦院碑记》。这些民族文字史料，现已经有关专家译出，但想不到是我这种一文也不通的读者胡乱翻书翻到的。 至于蒙藏文史料的利用，我根本无能为力，这全靠朋友们的帮助。你所说的史料考证和审音勘同的诸多困难，我并没有克服，一方面是借用伯希和等的现成成果，另方面是请教林沉等蒙古族朋友。
与林沉先生合影 ▉：您在蒙元史领域，最初对早期蒙古的历史人物和社会性质用力颇多。《成吉思汗生年考》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蒙古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渡的问题》、《对〈十二世纪蒙古族社会的性质〉一文的几点商榷》等文，是您研究当时蒙古社会性质的代表作。对此，可否给我们传授一下您最初研究蒙元史的经验和方法？ ●：《蒙古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渡的问题》一文，是我分写《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的兴起”一章中心思想的阐发。那时的历史研究，特别重视社会发展的问题。我认为，人类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后期的父家长奴隶制阶段，兼具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萌芽，蒙古社会则是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1961年7月，中央民委民族历史指导工作委员会主办蒙古族史若干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由我在会上作重点发言，经主持会议的副主任翁独健先生推荐，发表在《民族团结》杂志上。 《成吉思汗生年考》则是我临时的奉命之作。同年冬，内蒙古大学筹备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由于成吉思汗生年有不同说法，恐怕闹出笑话，校领导奉内蒙党委指示，让我准备有关资料上报。我汇辑有关史料和不同论说后，又改写成文，经翁先生补充洪业的考证，并推荐到《文史》创刊号发表。
《文史》1962年创刊号目录 ▉：您对蒙元时期的部族像蒙古族、藏族、西北诸部都有研究，尤其针对汪古部更是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您早年就对地理很有兴趣，《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等文，是研究元代历史地理的佳作。可否谈一谈您研究蒙元部族和历史地理的心得？ ●：你提的问题包括我两类性质的研究，其一是《中国通史》我分工写蒙古、藏和西北各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首先应写经济，即阐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我执笔的元朝各民族几节，对社会经济部分尤为着力。 其二是关于历史地理的论文。历史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表演，因此，熟悉历史的年代、地理和人物至为重要。钱大昕说：“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即舆地、官制和氏族。邓恭三（广铭）师教我们应掌握“四把钥匙”。我自知才具有限，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应掌握历史有关的基本知识，因此我平时留意搜集有关资料。如我接受了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的任务，写了若干历史地理的论文。1986－1987年，我为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的《中国古代官制讲座》撰写金、元部分。我还承担《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关部族、人物等条目。参加校勘《元史》，评论《元朝名臣事略》和元人文集，以及蒙藏文典籍，都属于历史的基本知识。当然，有些并非地理、百官志明示的常识，如坐实察罕脑儿宣慰司辖今鄂尔多斯市境属于研究性质，但也得益于平时的留意。
1980年宋史研究会成立北大校友合影 ▉：您对清末的蒙古史学家张穆、李文田、沈曾植、洪钧等人也有深入的研究，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清代学者被称为“西北舆地派”或“西北史地派”，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学派的学术研究的？ ●：梁启超说：“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他们的研究“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清代学术概论》十五）王国维也说：“道咸以降”，“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他们都是从时代背景和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评论西北史地之学。从具体学派源流来说，它上承钱大昕移治经之法以治史的乾嘉学风，下启民国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大师的研究，形成我国学术史中的洪流。虽然今日的研究早已不再停留在清人西北史地之学阶段，但张穆研究蒙古各盟旗的地理，何秋涛留意于我国北部边疆，洪钧将我国历史研究放眼于域外史料和西人研究成果，都有开创意义。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是在他们开创的领域继续深入和扩展，因此很值得大家的重视。 ▉：以上只是举其大端，您的学术成就远不止此，像《〈再生缘〉作者的母族桐乡汪氏》、《关于银定与歹成》，以及最近的大作《武状元郑维城与女尼灵源本事》等文，则超出了蒙元史的范畴。细读您的文章不难发现，其实在蒙元史领域的很多方面您都有独到的见解，却未诉诸于文，能说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自从我结束工作之日起，小女就决定迎我去美国安度晚年。突然闲散下来，总想找点惬意的事消遣，十余年来，我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写回忆；二、考证家乡的历史；三、对过去感兴趣的问题，趁现在空闲再学习，偶有所获，也写成文章。总之，这类工作目的只为了消遣余生，并没想到有何价值。
2004年在柯立夫藏书室 ▉：对于刚刚踏入蒙元史研究门槛的青年学者，在具体的读书和写作上，您可否谈一下相关的经验和体会。 ●：所谓“刚踏入蒙元史研究门槛的青年学者”比我踏入门槛时强得多，你们处于优越的环境中，可以根据自己意愿选择专业方向和工作岗位，努力奔向明确的目标。但当今也出现了些不良现象，一个人从小起就为择名校、考好大学作准备，然后是争取硕士、博士学位，工作后又要为提职称、争得课题而奋斗，那就得拿出一定数量的成果来通过评审。 我们那时候的情形正好相反，炫耀自己的业务就会戴上“白专”的帽子，只能夹起尾巴，在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之余偷偷读点书，只要能应付身边的差事，并不要求在数量上完成多少任务，更不存在互相攀比。所以应如何读书全由我自己的意愿安排。我谈不上有什么宝贵经验，只能讲一些过去的经历。 参加编写《内蒙古简史》是我学习蒙古史入门的开始，我只能选读几本基本史料和名著。当时的历史书首先要求分析社会制度，所以我重点参考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我借用翁独健先生的俄文原本，将有关部分译出。由于该书不似一般论著引用史料说明问题，而是只写出自己的论断，此论断却是由多处史料综合得出，故皆置于注中。他所引用的史料主要有《元朝秘史》和拉施特《史集》两种，《秘史》他用的是卡法罗夫的俄译本，《史集》他用的是贝勒津的俄译本，由于他只注页码，不注原文，我又从《史集》1952年新俄译本和谢再善译的《蒙古秘史》查出原文（查出一部分后，我分别编成页码对照表，查找就更方便）。我通过翻译《蒙古社会制度史》和拉施特《史集》和反复查对注文，基本熟悉这两部书。我初读《元朝秘史》时对长串的蒙古人名、部名很不习惯，入手就昏昏欲睡，于是先读谢再善译的通俗本《蒙古秘史》，然后再对照四部丛刊本《元朝秘史》，从总译到原文的旁译，结合《蒙古社会制度史》的引用和发挥，基本上熟悉了书中人物、部落等，基本上能默记他们出现的章节和内容。 1960年全国闹饥荒，城市里普遍出现浮肿，学校减轻了教师任务，让大家多休养。我与梁太济相约通读《元史》，并随进度参照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将《元史》中有关卷叶“考异”录于书眉，并加入自己的读书体会。文革中我属逍遥派，有时间在家点读《元史》，而且还编出一本自用的史源表，不仅有后来看到的王德毅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的内容，还增加有关《本纪》、《志》、《表》的史料和专门研究。因此，1972年参加点校《元史》时，不仅自己能驾轻就熟应付，还能指导从未接触《元史》的同仁胜任点校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完成了参加校点《元史》的任务，虽没得到一文报酬，但熟悉了210卷《元史》，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受用不尽。 上述的读书经历并非我的明晰计划，而是因偶然的机遇，收到了精读几种史著的效果。我突然想起中学老师转告我们一段胡适的话：“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即“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的确，我熟悉这几种基本史料后，以后读其它史料和论著，都比较容易吸收，掌握的知识也多而牢固。 ▉：众所周知，内大的“蒙古史研究所”是国内蒙元史研究的重镇，在当时汇聚了一大批有实力的专家学者，也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和译作。最后，请您谈一下当时的具体研究情况？ ●：1958年下半年进入大跃进的高潮，我校历史系跃进的形式是集体编书。由系主任胡锺达领头，发起编写《呼和浩特史话》。学校副教务长史筠也发起编《内蒙古革命史》，除个别教师外，发动起一二年级学生，还联合内蒙古师院和内蒙古党校参加。 呼和浩特史采取史话的形式，虽未成书，部分陆续用论文形式发表，有：胡锺达《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戴学稷《“光绪二十六年正，绥远到处起神兵”——洋教士的罪恶和义和团的反帝运动》、《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金启孮《呼和浩特旧城的变迁和新城的兴建》；何志等《从清初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呼和浩特商业》、《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前夕呼和浩特地区农业的发展和土地问题中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等。 《内蒙古革命史》在三单位合作和大集体编书停止后，仍作为重大课题继续进行，人员除史筠外，有中国近代史教师黄时鉴和从学生中抽调出来工作的郝维民，将初稿修订后由内部印行。 1959年春季开学前，下乡的六位教员已劳动期满回校，历史系正式分设五教研室，除中国古、近代和世界史三室外，又设考古研究室，全国有三居其一。专设蒙古史研究室，更是全国独有，由潘世宪任主任，金启孮任副主任。成员有周清澍、阮芳纪、张植华。不久，周清澍、阮芳纪被派往参加编写《蒙古族简史》。1960年秋，何志改任教研室主任，长期参加内蒙古革命史的黄时鉴、郝维民也并入，又新进北大调来的周建奇和从蒙古国留学结业的额尔德尼白音。1961年秋，林沉（亦邻真）从北大毕业分配来校。接着先后调来特布信、余大钧、额尔敦布拉格等人。1962年和1964年，从应届毕业生留下卫庆怀、金峰以及叶新民、包文汉各二人。何志主任计划与梁太济合写一部《元朝经济史》，文革后，只有梁太济用到何之的笔名发表《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一文，意在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合作者何志。 1961年冬，内蒙古大学筹备举办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林沉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清澍的《成吉思汗生年考》、《蒙古社会如何向封建制度过度的问题》等论文供大会讨论。 学术讨论会后，蒙古史教研室改为研究室，由副教务长史筠出任主任。此前，室内已安排专门从事翻译的人员，潘世宪和周建奇分别译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和拉施特《史集》第一卷。周已在学报上发表译文：И.彼特鲁舍夫斯基《拉施德哀丁和他的历史著作——“史集”俄译本导言》、Э.Р.雷格得郎《论蒙古语中的“翁古·孛斡勒”一词》。经与中华书局商定，由我室编译《蒙古史参考资料》，由中华书局编校，并委托商务印书馆代印。文革前，共出版24辑。这是当时高校中，由一个研究室自办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刊物。余大钧从山西调来后，专管《蒙古史参考资料》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又接手翻译《史集》。文革后他结合译书体会，发表《十四世纪初伊朗史学家拉施德丁主编的历史巨著——〈史集〉》、《关于蒙古兀鲁兀惕部的起源》、《十三世纪伊朗史学家志费尼和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蒙古史〉》等论文。金启孮拟编《清卫拉特蒙古史料》，发表《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一文。同时进行女真文字研究，学报先发表其父金光平的《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1964年，学报以增刊形式出版他们父子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革后又发表《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并以父子合作的名义发表《女真制字方法论——兼与日本山路广明氏商榷》。林沉准备用畏兀儿体蒙古文还原《蒙古秘史》，与中华书局签定出版合同。同时又发表《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兼评尼古拉·鲍培的译注》。文革以后，他又连续发表《畏吾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的论文。
亦邻真先生复原本《元朝秘史》目录 金、林的研究，使我们这历史研究室既有人研究古女真文字，又有人研究元朝的八思巴字和古畏吾体蒙古文，在全国语言学界也属罕见。史筠、黄时鉴、郝维民继续修改《内蒙古革命史》，准备出版，陆续发表的论文有：黄时鉴、张思成《关于“伊盟事变”》、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黄时鉴等集体用笔名蒙图素德发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郝维民计划编写独贵龙运动的专著，发表论文《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文革后又发表《“五四”到“五卅”时期呼和浩特反帝爱国运动史实札记》、《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等文。史筠还对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进行研究，发表《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明安图在钦天监五十余年工作记略》二文。黄时鉴也撰写近代的论文《论清末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 1962年冬，内蒙古史学会又举办《蒙古源流》成书三百周年纪念会，由对蒙古文文献有研究的额尔德尼白音准备论文，经周清澍修改补充成《〈蒙古源流〉初探》一文，用合作的名义在大会宣读。周清澍将改写此文没能充分阐述的心得又写成札记两篇，题为《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 1965年是忽必烈诞生750周年，我奉命准备，采取分专题研究的形式撰写《忽必烈研究》论文集，并与中华书局签订了合同。 历史系的《呼和浩特史话》未能完成，只有戴学稷个人写的《呼和浩特简史》在中华书局出版。 1965年秋，研究室发起集体编写《内蒙古史纲》，成员有林沉、周清澍、卫庆怀、金峰、黄时鉴、郝维民等人，分写蒙古兴起、元、明、清、近、现代，林沉另加写北方民族史一章，元、明代和清、近现代分别由周清澍、黄时鉴通稿。1966年文革爆发，在已有初稿的情况下功亏一篑。只有林沉写的北方民族史一章以《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的书名，1976年由学校内部印行。黄时鉴除近代史外，又涉足清代蒙古史，文革后发表了《清代包头地区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包头契约的研究之一》和《青城札记》三篇。周清澍明代蒙古史一章初稿上缴后遗失，元代部分积累资料以后据以发表《元代的蒙古族》、《汪古部事辑》（1—5）、《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等论文。 文革大乱六年之后，1972年，我室有机会参加点校《元史》，我《点校〈元史〉的经历和体会》一文已介绍了参加人员和过程。 1973年，我们从乌拉特前旗调来下放到农村的周良霄、李逸友、贾洲杰三人。周良霄参加编写点校本《元史》校勘记。李、贾加上文革后从内蒙博物馆调来的唐晓峰，研究室内增添了考古队伍。他们对元上都、长城进行调查，拓下白塔上的题记，贾洲杰发表《元上都》、《金代长城初议》、《辽金元时代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和城市经济》、《契丹丧葬制度研究》等论文。李逸友发表《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唐晓峰发表《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 从本校毕业留在研究室的同学，郝维民在编写《内蒙古革命史》过程中已历炼年久；金峰、叶新民、包文汉等在参加校勘《元史》等工作中也得到锻炼，文革后，金峰发表《清代蒙古台站的管理机构》、《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喇嘛教与蒙古封建政治》；包文汉发表《十七世纪我国北方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叶新民发表《元代统治者对站户的剥削和压迫》、《伯颜与平宋战争》、《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弘吉剌部的封建领地制度》、《关于元代的“四怯薛”》等文。 1978年，研究室开始招收蒙古史和女真文字研究生，前者由林沉、周清澍指导，后者由金启孮指导。次年，教育部正式下文，授权蒙古史研究室培养中国民族史、中国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古文字三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占当时全校八个硕士点的八分之三。1979年8月，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研究室成员全部参加，都提交了论文，会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3－4期）蒙古史专号发表了论文18篇。我室研究生、实习研究员、进修教师白拉都格其（《弘吉剌部与特薛禅》）、郝时远（《主儿乞部及几点问题的探讨》）、乌兰（《蒙古征服乞儿吉思史实的几个问题》）、涛海（《辛亥革命时期我国蒙古地区的抗俄斗争》）皆有论文。穆鸿利提交论文《完颜希尹本事略论稿》，又与道尔吉、和希格三人合作《女真文字史料摘抄》，发表在大会集刊和学报专号上。1980年第4期又发表了道尔吉（《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的论文。1983年, 道尔吉、和希格的硕士学位论文《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以增刊的形式出版。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后，林幹先生从社科院调来我校，完成《匈奴通史》、《东胡史》和《突厥史》等通贯北方各民族史研究的系列著作，在全国独树一帜。
在林幹先生门前 研究室成员除完成《元史》点校外，部分人还参加了若干全国性重大学术工程：周良霄、周清澍参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六、七册的编写；周清澍、林沉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民族史》分册的编写。其他部分人撰写了辞条。 1975年，《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恢复发行，又新编43辑，于1986年停刊，前后共68辑。约·弗·巴德利著《俄罗斯·蒙古·中国》由我室组织，经吴持哲和吴有刚译、胡锺达校，于1981年出版；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二卷，于1983、1985年出版；潘世宪翻译的和田清著《明代蒙古史论集》、田山茂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分别于1984和1987年出版；出版者都是商务印书馆。
蒙古史研究室成员有一特点，最多时也只有十余人，而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的就有：史筠(政治系1945级）、周清澍（1950级）、黄时鉴（1953级）、周建奇（1948级）、林沉（1956级）、余大钧（化学系1954级）、李逸友（1950级）、周良霄（1952级）、贾洲杰（1953级）、唐晓峰（1972级）等十人，加上编写《呼和浩特史话》和校勘《元史》的胡锺达（北大副教授），及研究元史的梁太济（1953级），共有十二人。 1980年元史研究会成立，与会研究人员约四十余人，而我校参加者竟有八人，是我校元史研究队伍最盛时期。可惜其中几位早已调离，几位即将调出。曲终人散，会后坚守未走者所剩无几了。
元史研究会成立内大同人合影 左起：贾洲杰、周清澍、黄时鉴、梁太济、余大钧、周良霄、叶新民、林沉 我所说内容力求全面，但事隔年久，个人所知有限，难免挂一漏万。
更新日期：2018/10/21 17:08:45 |
